霞光智库的第四条研判，则是企业增长动能的转换：从外部给力到内生蓄力。资本寒冬之下，靠资本输血的企业成长、生存模式必将困难重重。健康的企业应该回到生意的模式中，靠持续的收入增长、正向的业务利润生存。
刘洋感同身受，当他空降到东南亚办公室的时候，同时面对着高管同事和当地员工的不信任和对电商模式理解的不一致。当地员工看重中国老板是否有西方的教育背景和国际工作经验，能否使用英语办公，是否对当地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以及能否以足够让人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如果中国老板做不到这几点，“当地员工会不服管，要么逼你走，要么他就辞职”。
税收新政有助于加强政府治理、遏制偷税漏税现象，并增加跨境税收收入。它还可以通过调整税收结构来扩充进口商品品类，比如对高价值产品征收更高的税率、鼓励进口长尾产品，而不仅仅是畅销商品等。行邮税的减免也会让消费者更多转向低端/低成本产品的直邮。
出海不是新鲜事，在中国互联网高速增长的十几年中，出海应用从以工具产品为主，更迭到社交娱乐，市场不断拓宽。新一轮的出海潮与以往有鲜明的对比，以前，中国出海应用只在边缘市场做探索，而现在则是面向主流市场全面进攻，从定位在市场“跟着分一杯羹”的补充产品蜕变为海外领军的主流产品。
总结来看，中国企业在出海上存在五点优势。第一是强大的供应链，包括卓越的生产制造能力、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密集的国际物流网络。
「新出海」是借助中国供应链优势、数字化和工程师红利等，由新一代中国企业家、创业者主导，以直连海外消费者的方式实现从卖货到卖品牌和输出技术的升级。「看五年」具体看什么？看影响「新出海」的国际局势、国家政策、技术变革、市场变化等。
而跨境电商的利润可拆解为公式：“销售利润=流量×转化率×客单价-商品成本-其他运营成本费用”。
从国家角度，须知企业出海之起势和节奏并不全由政府意志控制，国家政策固然能发挥作用（如推动创新升级、筛选产业），也可能存在非预期后果（如产业补贴政策易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并影响到企业出海环境。将出海置于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战略之下，一方面有利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却在国际上使中国企业的形象，蒙上了一层不止于市场/商业层面的国家色彩。
一个人的决心是誓言，一群人的决心就是希望。而我身边有这种强烈愿力的人，可以说数不胜数，我们确实被大家出海的决心震撼到了。
另外一个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家企业的高管们，总不在公司。这几天，他们还在国外推进自建海外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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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层面的数据上升至各大洲层面，能更清晰地看到：疫情冲击之后，全球经济都迎来了不同程度的复苏，生产和投资整体都呈现上升态势。其中非洲、南美洲的表现最好，其工业生产指数和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其他大洲，且在剔除掉疫情前的增长趋势后，仍得到正向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两大洲在疫情冲击之后不仅成功逆转了经济下行趋势（摆脱周期性拖累），而且实现了超越疫情前水平的增长（实现趋势性突破），突显了其强大的复苏和适应能力。这一现象表明，非洲和南美洲的经济增长状况相较于疫情前更为健康，也是出口产业需要锚定的对象。随着全球需求的逐步回升，中国企业有望在新兴海外市场上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抢占海外市场、灵活应对国际经济的变化将成为中国企业出海布局的重要策略，结合各经济体恢复情况来看，出海市场的地域下沉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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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整理并分析了过往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等相关政策，以及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这些总览性、历时性的考察后发现，在纷繁复杂的出海浪潮中，中国官方在对外投资节奏、行业、国别、目标上有明确的导向，但国家政策意图并不是决定中国从“出口”时代向“出海”时代进化的惟一力量，其他力量——国内经济和营商环境、国际关系环境，以及企业能动性，都共同构成与推动了现实的出海形势。